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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发现1943年边区政报刊有杜润生的文

2019-07-12 19:33:26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平定发现1943年《边区政报》 刊有杜润生的文章:陈奕迅的老婆是谁

摘要:杜润生的文章是这本册子的第二篇,从第6页开始,到第18页结束,题目为《政府与扶植群众运动》,字数约1.1万字。陈奕迅的老婆是谁最新动态及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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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9日,杜润生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原名杜德,太谷县阳邑村人,是党内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农村改革的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

听闻噩耗,阳泉市平定县54岁的居民杜富科颇为遗憾:“本想把我收藏的这本册子让杜老看看,没想到他去世了。”杜富科搞杂项收藏已经30多年。他说的册子,是1990年从一位藏友手中购得的《边区政报》。

文章发表时杜润生30岁

12月10日,在杜富科家中见到了这本名为《边区政报》的32开小册子。

这本略微发黄的小册子共20多页,是由类似麻纸的纸张印刷而成,全部为繁体字,字体从右至左竖排,首页上印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编”字样,以及“第二十四期目次”“对敌秘密勿得遗失”,日期为“中华民国卅二年七月一日”,即1943年。

杜润生的文章是这本册子的第二篇,从第6页开始,到第18页结束,题目为《政府与扶植群众运动》,字数约1.1万字。

生于1913年的杜润生,发表此文时为30岁,正值而立之年。杜润生1929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他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并在“一二·九”运动中任学联代表,1936年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区队长和宣传部部长。

抗日战争时期,他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等职。

查阅了史料得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1年7月18日在河北涉县成立,下设秘书处、财政厅、交通厅、教育厅、税务总局、军区司令部、高等法院等。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合并,撤销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原属太行分局领导的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太岳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直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改称太行区党委,下辖八个地委。其中,太行第六专区下辖邢台、武安、沙河一带,专员为杜润生,地委书记为谢富治,军分区司令员为宗凤洲。

提到农民对抗战的积极影响

《政府与扶植群众运动》文章最后,编者注释了一段话:“本文系杜专员根据他在六专区县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整理写出的,所以问题的提出,是根据六专区的情况出发的。”由此可见,杜润生写这篇文章时,正是六专区的专员。

杜润生的文章分为“甲政权与群运”“乙掌握统一战线政策与扶植群众运动”“丙群众运动中的政权建设”三部分。

文章发表于1943年,当时正值抗战的关键时期。文章中,杜润生提到了农民对于抗战的积极影响和意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与发展首先须取得今天民族战争的胜利。而民族战争实质上又是农民战争。前线打仗后方生产都是依靠他们,因此只有从政治上经济上满足农民的要求,农民才能满足战争的要求。不能设想农民仍然受重重压迫,而能起来积极抗战;故要充分将农民发动起来,提高其政权地位,使他们成为主人,自己来抗战……”

文章中还提到:“充分发动群众是今天抗战的主要要求。其内容就是要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使根据地的大多数人民组织起来,思想上觉悟起来,能够拿起武器抗日自卫,并参加民主政治。因此所谓充分不等于有若干热闹一时的斗争大会,也不等于解决了多少的经济问题,而是否有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这样的群众运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是办不到的。因此政府所扶植的群众运动,必须是劳动者自求解放的群众运动,不是官家包办的群众运动,另一面是有明确方向的群众运动,而不是盲目的自流的群众运动。”

始终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

史料显示,到1941年初为止,晋冀鲁豫边区已有六种区党委一级以上级别的铅印或石印报纸:《新华》(华北版)、《晋冀豫》《冀南》《太岳》《卫河》《中国人报》,此外各种专区以至某些县办的石印小报,总计不下五六十种,这些报纸向广大敌后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破了日本侵略者、汉奸和反共顽固分子的造谣诬蔑与欺骗宣传,提高了广大人民坚持对敌斗争的信心与决心。

此文发表的4年后,即1947年夏,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担任过淮西支队的政委、兼任豫皖苏地区地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作为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多项重要决策,其中最为人瞩目、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推动包产到户的合法化。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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